2025年 10期
基于好坏波动率的时变高阶矩双成分RGARCH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郭宝才;在复杂的金融市场中，高阶矩(偏度和峰度)包含了资产收益率的有效信息，可以更好地刻画极端事件的发生，且好坏波动率会对未来波动率的预测产生非对称影响。因此，在双成分Realized-GARCH(RGARCH)模型的基础上，纳入时变高阶矩，并在短期方程中引入好坏波动率，提出基于好坏波动率的时变高阶矩双成分RGARCH(双成分RGARCH-RS-SK)模型，该模型充分利用了高阶矩信息，能够更全面地捕捉资产收益率的尖峰厚尾和好坏波动率所表现出的异质性。将所构建模型应用于深证综指，实证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1)所提模型能更全面地刻画波动率存在的非对称性、高阶矩的时变性和“偏态、尖峰厚尾”等特征，拥有出色的拟合和预测效果；(2)依据模型所得VaR是良好的分位数估计，且VaR和ES预测值均通过了统计有效性和损失函数两方面的检验，能更灵活地测度市场风险。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将时变高阶矩、好坏波动率和双成分结构相结合可以更准确地预测市场波动率和风险值，促进国家经济稳定发展和风险管理。
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进
李慧云;刘倩颖;罗峥汉;郑鸿锐;在绿色低碳发展与数字中国建设并重的背景下，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简称：双化协同)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以2015—202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依据“制度—行动—效能”的逻辑，构建数字化、绿色化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评价结果，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双化协同水平，分析其特征事实与时空演进规律。研究发现：第一，企业双化协同水平逐年上升，制度维度的协同最优，效能维度次之，行动维度最差；数字化、绿色化水平都领先的企业双化协同水平比单方面领先的企业更高；大规模企业双化协同水平高于小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双化协同水平高于非国有企业。第二，各行业企业双化协同水平逐年波动上升；高科技行业企业双化协同水平高于非高科技行业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双化协同水平高于非重污染行业。第三，各省份企业双化协同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集聚，其中高—高集聚区以东部省份为主，低—低集聚区以西部与东北地区省份为主；五大国家级城市群中，京津冀城市群内企业双化协同水平最高且差异最小，成渝城市群内企业双化协同水平最低且差异最大。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双化协同水平的演变规律，也为测度企业双化协同水平提供了新思路。
工业互联网试点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研究
平卫英;石华安;罗良清;推动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是保障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重要基石。以工业互联网试点政策为制度改革背景，基于2012—2023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完全模糊相对方法测算企业绿色转型水平，使用交叠双重差分方法考察工业互联网试点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工业互联网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存在显著促进效应，且该效应呈现出持久的长期趋势。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通过转型效应、资源效应和信号效应的形式加速企业绿色转型。具体而言，政策通过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为绿色转型提供新动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为绿色转型奠定稳定资金基础；通过提高外部市场的融入程度，倒逼企业提升绿色转型的自主意愿，但各中介效应呈现差异的时序动态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效应在环境规制高和数字经济水平高的地区以及成熟型企业和具有技术背景型企业更为凸显。特别地，上述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假设、异质性效应处理检验、工具变量法、排除小样本估计偏差等一系列稳健性测试与内生性讨论。在资源环境约束与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本研究对寻找切实可行的经济绿色转型发展道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为客观评价中国工业互联网试点政策的施行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研发要素流动与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
程广斌;栗靖茹;吴家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高技术制造业绿色转型注入了新动能，成为激发绿色创新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基于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研发要素流动视角检验了数字经济对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和两阶段效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加速研发人员和研发资本流动有效提升高技术制造业绿色技术研发效率，而在绿色成果转化阶段，研发人员流动在两者之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研发资本流动的作用效果反之；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的赋能效果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同时，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及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好的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基于此，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注重绿色创新资源禀赋，以提升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和两阶段效率。
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绿色创新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
赵泽月;科学阐释数字金融发展对绿色创新差距的影响，对于优化绿色创新空间格局、提升国家整体创新效能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基于2011—202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和分位数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绿色创新差距影响的特征事实和异质双边动态演变规律。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数字金融发展对绿色创新差距表现出显著的缩小作用，且这种抑制效果具有明显的实质性绿色创新偏好。第二，数字金融发展对绿色创新差距的抑制效果存在多维异质性，从时空异质性看，这种缩小作用在“十三五”时期以及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从结构异质性看，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绿色创新差距的缩小效果最佳，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作用次之，数字支持服务程度的效果最差。第三，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对绿色创新差距的缩小效果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动态演化特征。第四，数字金融发展的作用效果会因绿色创新差距水平的变化而出现“结构突变”。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应积极加快数字金融发展，融入高质量的绿色创新活动，同时摒弃同质化的金融赋能政策。研究结论不仅为有效推动绿色创新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十五五”时期加快实现数字化与绿色化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环境保护税的污染转移效应研究
王娟;陈卓;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地区差异所导致的污染跨区域转移会加剧环境污染，降低污染治理效率，现已成为环境保护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利用中国2015—2020年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刻画了提高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所引致的“以邻为壑”现象，并通过构建不同阈值的反距离矩阵检验污染转移的空间特征及异质性，刻画污染接收地的相关特征。研究发现：提高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能够抑制本地污染排放，但周边城市提高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会导致本地污染排放增加，当周边地区提高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时，本地的污染排放将提高0.508 4单位，这种跨区域的污染转移效应的范围在450千米以内，且阈值在350千米处污染转移效应达到最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是污染转移的主要来源，东部地区的污染不仅在东部区域内部进行转移，还向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转移，西部地区是污染转移的“重灾区”;周边城市提高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加剧了省域边界地区的污染排放，省域边界地区仍然是污染转移的重灾区，当周围城市提高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时，距离省会城市100千米的地级市污染排放将显著提高3.891 4单位；环境保护税的绿色进步效应从强度和范围两方面抑制污染转移，既可以缩小污染转移的圈层，又能减轻污染转移的程度。在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下，提高环境保护税的城市间污染转移效应影响范围为城市间距离100～300千米内。研究结论为明确下一步环境保护政策调整方向和着力点及防止“污染避难所”现象发生具有理论参考价值。
基于城市商标的数字治理的市场主体激励效应研究
邓兴华;王誉民;李仪;数字治理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举措。而品牌创新则是市场主体高质量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核心战略。以2014年启动的“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识别数字治理对品牌创新的因果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治理显著促进了商品和服务品牌创新。机制检验显示，数字治理的推进不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供创业者利用，还能吸引高质量人才的集聚，从而推动品牌创新。异质性分析揭示，在晋升压力较小、地方财政资源丰富、知识产权服务业水平高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强的城市，数字治理对品牌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在区域上，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行政级别较高地区显示出数字治理对品牌创新的显著影响。同时，数字治理还推动了品牌的国际辨识度提升，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品牌提供了基础。本研究创新地将数字治理与市场主体的品牌创新行为相结合，拓展了数字政府推动地方市场主体发展的新维度，从理论和经验证据上丰富了数字治理对品牌创新的机理路径，并为中国政府在新时代强化数字治理能力，提高品牌培育能力提供了路径参考。
数据要素共享、创业活跃度与城市创新发展
郑梓若;李欣欣;创新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城市作为科技创新活动的空间载体，是创新资源和要素的集聚地。在当前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探究数据要素共享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以地方政府数据开放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8—2021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数据开放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城市创新水平提升，且激发大众创业是试点政策赋能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在数字经济更发达、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和基础设施更完善的地区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数据开放对邻近城市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共同营造创新氛围。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提出加快政府数据开放进程、强化创业支持体系建设和优化数据驱动的营商环境等政策建议。
新质生产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迎合行为
方徐兵;刘毛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基于企业行为理论下的战略响应分析框架，采用2011—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数字化转型披露迎合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显著抑制数字化转型披露迎合行为，进而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机制分析发现，新质生产力主要通过提高企业透明度、增强风险承担能力、强化高管创新关注、改善融资环境以及降低管理层的自利动机来抑制数字化转型披露迎合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抑制作用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投资者识别能力较强、数字化人力资本较高以及属于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组别中更为明显。本研究将新质生产力和数字化转型披露迎合行为有机结合起来，不仅深化并拓展了企业在“提升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数字化战略响应行为相关研究，更是为监管部门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企业构建数字化治理体系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