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部分新兴产业出现了企业围绕产业价值链协作生产，在局部空间上形成“价值集中”生产的现象，亟须对这种经济现象进行理论解释，并揭示其背后的动力及影响因素。基于2015—2023年中国沪、深A股及新三板企业上市公司数据，测算城市层面数字产业集聚指数，利用个体和时间双固定模型检验新兴因素和一般因素对数字产业价值集聚的影响，分析新兴因素和一般因素对城市数字产业价值集聚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中国数字产业在价值链条上的分工明显，数字产业具有明显的价值集聚特征。其次，中国数字产业集聚总体表现出从“规模集聚”向“价值集聚”转变的趋势。再次，价值经济、虚拟经济成为驱动数字产业价值集聚的核心动力，新兴因素取代一般因素成为影响数字产业价值集聚的关键，尤其是科技创新对数字产业价值集聚的影响更大。最后，在城市群城市、大城市、数字环境较优城市，新兴因素对数字产业价值集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中国数字产业集聚形式、驱动力和影响因素等已经发生转变，各地需要创新数字产业集聚管理模式、因地制宜发展数字产业、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期数字金融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文章通过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系统探究了金融科技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随着金融科技的推进，新质生产力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正U型变化趋势。进一步的区域分析发现，这一正U型关系在北方尤为显著，而在南方地区则不显著。此外，通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进一步揭示了金融科技通过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和提升教育投资水平间接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二者的正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应在强化金融科技风险治理的基础上，统筹数字技术创新支持、教育投入优化与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推动金融科技更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有效驱动碳排放绩效改善，推进碳市场、新能源市场健康稳定运行，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及应对气候问题的必然要求。从市场条件与时频双重视角出发，运用2015年1月8日至2023年5月17日的日度数据，将基于分位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溢出指数方法与广义方差分解谱表示的BK模型相结合，研究碳市场与新能源市场间尾部风险溢出效应及其动态演变规律，并构建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探究两市场间风险溢出关系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碳市场与新能源市场之间在极端状态、中长期存在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新能源储能、新能源应用行业是系统风险溢出关系中的主导力量；碳市场与新能源市场间风险溢出效应具有时变特征，极端天气、相关经济政策发布等事件会加剧两市场间风险波动关系；由于碳市场与新能源市场为“政策市场”并且具有金融市场特征，如投资行为改变、原油与新能源之间的替代效应等，气候变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欧盟碳价格、国际原油价格成为影响碳市场与新能源市场间风险溢出的驱动因素，且呈现明显的非对称特征。上述结果为碳市场与新能源市场风险防范、驱动因素识别提供依据，同时对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多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不断凸显的背景下，打造企业韧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基于2011—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测算企业韧性，并实证检验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下降时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下降有利于企业韧性的提升。以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为准自然实验进行政策效应分析，发现企业社会保险降费显著增强企业韧性。机制分析发现，减轻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主要通过削减劳动力成本、增加研发投入等促进企业韧性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劳动密集型、非高科技、国有企业而言，社会保险降费对企业韧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从维度分析结果来看，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下降主要是通过恢复能力和成长能力两个维度提升企业韧性。因此，应持续落实阶段性社会保险缴费减负政策，加大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支持力度，并进一步完善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异化优惠政策设计。
准确把握国际供应风险传导的级联性冲击影响，进而为新发展格局下全球农产品供应链安全治理提供政策启示。构建具备累积负荷阈值的冲击影响力传导级联效应模型，系统解析国际农产品贸易网络中跨国供应风险的传导效应及风险关联特征，并定量评估经贸环境突变对农产品贸易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经贸环境突变的外生冲击下，谷物类和食用肉类农产品贸易网络中心国通过高阶跨国供应风险的级联性传导，均同时与多个外围发展中经济体存在风险关联，主要集中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东和北非以及拉丁美洲等区域。异质性条件下国际农产品贸易风险关联的吸引程度以及聚类形式表现不同，且随着贸易中心国遭受外生冲击强度的提升，陷入贸易需求赤字的国家数量和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发展中经济体农产品供应链稳定性，降低贸易关联可持续性并加剧关系破裂风险。为此，应强化贸易风险多边协调机制，分产品、分区域优化多元化进口结构，并推动安全能力建设与动态风险协同治理，进而提升国际农产品供应体系的安全韧性。
作为引领创新和驱动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基于200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运用交叠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这一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国有企业、地区市场化程度高和高人力资本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提高企业数据资产化程度、人工智能投资水平和技术突破程度三个途径促进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企业营运效率在其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上述结论对于数智时代政府利用税收工具助力企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批判吸收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性，又要契合国情实施适应性改良，构建一套科学、动态、开放、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工具，客观反映中国在现代化方面所处的历史阶段和行动进程。长期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概念解读，缺少循证定量的数据支撑，难以对实际情况进行精准描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出发，梳理了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现代化特征”作为一级指标，构建了包含15个二级指标和59个三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该指标体系，测算并分析了全国2012—2023年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数的演化进程，并对其蕴含的变化机制和发展趋势展开了分析解读。研究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呈现出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受制于发展资源存量、外部势力干扰、内部结构调整等因素，总体上呈现稳步提升、偶尔波动的特点。同时，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非预期公共卫生事件会对国家现代化产生冲击效应，但中国本身蕴含的制度韧性起到了良好的缓冲作用，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行稳致远的重要制度保障。
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全面重塑生产关系、释放数字生产力的关键力量，能够为中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注入强大动力。采用2003—2023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测算城市层面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新型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表明：新型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且信息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和融合基础设施三类新型基础设施均具有明显的赋能效果。机制分析表明，新型基础设施通过深化劳动分工、优化劳动力供给和提升劳动力福祉等劳动力转移渠道，赋能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型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在数字治理效能较强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位于两端的城市中更为明显。空间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在空间上的内生交互效应客观存在，且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中新型基础设施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也得到了证实。因此，在加大各类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同时，探索差异化的新基建发展战略，打通劳动力转移传导渠道，并最大限度发挥新型基础设施的空间正外部效应，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
首先在生产网络模型中引入行业尾部风险因子，解构出行业尾部风险在生产网络中扩散进而冲击经济的技术扭曲网络效应与配置扭曲网络效应；其次基于ICIO数据库中中国1998—2020年44个行业的细分数据，综合运用PVAR、TVP-SV-VAR模型，重点考察了技术扭曲网络效应与配置扭曲网络对行业增加值变动的差异化动态冲击；最后从行业层面解答了生产网络视角下行业尾部风险传导的动态经济冲击效应。研究表明：双重扭曲网络效应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中配置扭曲网络效应的负向冲击更猛烈；增强行业内部的中间品替代弹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双重扭曲网络效应对行业增加值变动的负面冲击；极端尾部事件放大了双重扭曲网络效应的影响，单个行业的技术效率损耗与要素配置偏差通过投入产出关联的乘数效应，引致产业链层级增加值的持续性衰减。因此，关注生产网络对局部风险的传导、扩散作用，围绕风险预警、增强供应链弹性、优化资源合理配置、提高技术水平等方面展开工作，以此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安全构建。
厘清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的交互关系，动态掌握其协调演化特征，对于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二者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2014—2023年中国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二者整体均呈稳步上升态势，耦合协调度逐步形成两极分化格局，区域离散性增强，绝对差距扩大；（2）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显著，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分布，空间依赖性稳定，形成以长三角为核心的东部沿海“H-H”型集聚区，以内蒙古、新疆和吉林为核心的西部和东北“L-L”型集聚区；（3）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的互促效应，且前者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强。新质生产力对转型与发展能力子系统的贡献度最高，经济韧性对新质劳动资料子系统的边际作用最强。虚拟集聚、政府干预、城市经济、市场规模和教学研显著正向促进本地区耦合协调度，而外商投资则表现出抑制效应。政府干预、市场规模和教学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虚拟集聚和外商投资则呈负向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