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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罗鉴;郑艳琦;在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规划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企业亟须将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与自身创新绩效的提升深度融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将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根据2013 2022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深入探究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有效。机制分析发现,该试点政策能够通过加快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此效应在非高科技企业和地区物流资源丰裕度较低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对企业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推动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与微观企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和政策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政府数字服务能力协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组态分析
李燕凌;蔡湘杰;推进政府数字服务能力与新质生产力的有效协同,是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必然要求,对催生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15 2023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混合QCA与回归分析方法构建复杂中介模型,探究组态路径如何提升政府数字服务能力并协同推动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发现:六类组态路径可以提升政府数字服务能力。其中,政府组织开放性、数字基础设施或社会需求良好,数字技术应用或公民素养较好的组态路径通过提升政府数字服务能力促进了新质生产力发展,但公民素养和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不足也造成政府数字服务无法直接作用于新质生产力。信贷市场化既能强化组态路径对政府数字服务能力的驱动作用,也能提升政府数字服务能力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效果。这说明,需要深化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加强公民素质建设,灵活调整政府与市场的责任边界,释放金融市场价值,赋能新质生产力。研究成果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中国绿色就业规模测算及其效应分析
徐强;苗彤;绿色经济是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当前中国正步入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为洞悉绿色转型对中国就业市场的影响,采用投入产出法和结构分解法测算2012—2020年中国绿色就业规模,量化评估中国绿色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并系统性剖析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最终需求规模波动对绿色就业规模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2012 2020年绿色产业增加值持续稳定增长,绿色就业规模呈先减后增趋势,绿色就业规模占历年就业总数的比重基本维持在4%～5%之间,与国际既有研究的测算结果大致处于同一水平。从就业效应来看,绿色产业的就业创造效应超过了替代效益,当前绿色产业正处于就业吸纳阶段,推动就业规模有效扩增。从就业规模影响因素来看,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最终需求规模波动对不同类型产业就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服务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为稳定就业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拓展性研究来看,绿色转型背景下绿色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向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倾斜,呈现技能偏态性、劳动力“极化”等特征。通过以上分析,提出合理选择绿色转型模式、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完善职业培训体系等政策建议,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产业转型策略提供参考,为化解绿色转型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矛盾和冲突提供经验支持。
数据要素流动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张虎;高子桓;姚恪;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基础性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2010—2021年中国24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来探讨数据要素流动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流动有助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水平,尤其是对抵抗力的影响较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流动可以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两个渠道来促进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异质性分析显示,数据要素流动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因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城市等级和政策环境不同而存在差异。进一步讨论发现,数字基础设施为数据要素流动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提供了外部条件,且这种影响存在边界效应。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健全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推行配套政策等建议,以期为政府引导数据要素流动赋能城市经济韧性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政府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郭晓旭;张娆;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进,政府职能正在向数字化、大数据转变,发挥数字政府的绿色效应是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基于2008 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以信息惠民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字政府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通过机制效应和分组回归检验数字政府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差异。研究发现,数字政府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从“社会—企业—政府”的多主体视角检验数字政府的作用机制,在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层面,数字政府能够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抑制企业研发操纵,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在外部监管环境机制层面,发现数字政府通过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增强环保执法力度为企业绿色创新拓展了新的动能空间。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数字信息关注度较高的企业、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数字政府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研究结论有助于评价数字政府发展的环境治理效果,对于深入实施信息惠民城市试点战略,发挥数字政府的绿色创新引领作用提供政策启示。
“超越GDP”:当否与能否——由科伊尔书评引发的经济统计学思考
邱东;胡兰丽;英国经济学家科伊尔为库克先生的《为进步定价:美国经济指标演变简史》撰写了论笔,本文是由该书评引发的经济统计学思考。文章主要阐述了“超越GDP”当否与能否的问题:首先,延伸了科伊尔和库克关于“经济测度”的辩论,指出经济统计实践要关注“宏观经济统计的建构”,重视经济统计基础,以史鉴今推进经济统计学发展。其次,由经济测度“内在的政治性”阐述经济统计学为何被称为“政治算术”,指出当前经济测度目标及其在“基础性事项”上的困难,以“超越GDP”与“GDP及其超越”的两大分野,概括阐述了经济测度目标能否达成与测度对象的界定是否适当的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探源: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视角
程开明;滕蔓洲;刘书成;为探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将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增强效应剥离出来,需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生产函数模型。依据2003 2022年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测算,将城市总产出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效应、要素投入效应、技术偏向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为经济增长动能分解提供一个新框架。研究发现:(1)技术进步的驱动要素发生结构性转变。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指数呈持续增长态势,而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2013年前边际贡献显著衰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实现资本驱动向劳动驱动的转换。(2)技术进步方向呈现出梯度差异,南方城市、东部城市、大型城市的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强度逐步弱化,欠发达地区的城市近十年有更明显的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3)经济增长动能分解显示,资本技术效应呈全域收敛趋势,而劳动技术效应呈现区域分异特征。研究揭示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来源、演进趋势及区域差异,为理解区域经济转型的要素重构逻辑提供新的经验证据。政府应制定差异化政策,建立技术资本要素适配体系,实施资本配置效率导向型政策,构建人力资本梯度补偿机制,破解要素配置的空间粘性。
数据要素驱动企业绿色转型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孙攀峰;卓荣海;田茂再;绿色发展面临经济与环境双赢的挑战,而数据要素成为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的关键契机。因此,选取中国2011—2023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基于微观视角深入探究数据要素能否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并分析其路径。研究发现:数据要素能够有效驱动中国企业绿色转型,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数据要素驱动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政府补贴在数据要素驱动企业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对中西部地区、非重污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绿色转型驱动效果更为显著。以上研究结论为当前如何进一步发挥数据要素乘数作用,有效驱动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的政策与管理启示。
数据资产卫星账户的框架设计与编制研究
王盼盼;贾小爱;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据资产愈加受到国家和企业的重视,科学地呈现数据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是数据资产核算亟须突破的难题。通过构建数据资产卫星账户,可实现对数据经济活动情况的量化呈现以及对数据资产价值的动态把握。基于数据资产在经济运行中的规律,设置了全方位、有层次的账户体系。从数据资产的生产和使用角度划分数据资产卫星账户的核算主体,分别对应产业部门和机构部门。核算客体为数据产品和数据资产,根据数据产品供给和使用的不同,将数据产品划分为8种类型,进而探讨不同类型数据产品的估价方法。对数据资产的全面核算应包含数据资产自身的形成过程和数据资产对其他经济指标的外部效应两个方面,分别设置数据资产内生账户和外生账户。内生账户遵循复式记账和国民经济平衡原则,依据国民经济基本账户序列来设置核算账户,以生产核算为起点,经过收入分配、资本形成等流量核算,最后归结于数据资产存量核算,从而编制产品账户、生产账户、收入使用账户、资本账户等流量账户以及数据资产存量账户。数据资产外生账户以GDP指标为例,依据不同的GDP核算方法设置GDP影响账户,展示数据资本化对GDP核算的影响。从投入产出表中选取相关数据进行账户的案例编制,验证了数据资产卫星账户设置的合理性。
绿色金融统计数据质量与概览编制
史代敏;余澜;史皓铭;绿色金融是可持续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绿色金融发展,以此促进经济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迈进,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在绿色金融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已先后开展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以及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产品的专项统计实践,但在绿色金融统计分类、统计框架与统计核算等方面,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特别是绿色金融统计标准、统计制度较为分散,统计数据还不完备、数据质量不够高,缺少能够全面监测绿色金融发展状况的统计制度。编制绿色金融概览可有效呈现绿色金融总量与结构方面的基础数据,有助于全面系统地监测绿色金融活动,分析研判绿色金融发展状况。以编制绿色金融概览为目标,按照绿色金融统计监测的逻辑,对绿色金融统计分类、数据基础、概览与资金流量表编制难点等问题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当前绿色金融统计标准与制度中对绿色活动的分类主要按照产业层次来划分,满足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公众等多个主体对绿色金融数据的多元需求,需要从绿色金融活动的绿色程度和绿色效果等多角度对绿色金融进行分类,开展多层次的绿色金融总量统计。开展绿色金融总量核算,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拓展绿色金融统计范围,优化提升绿色金融数据结构与质量,有序构建多维度绿色金融数据库,建立绿色金融质量监管体系。整合现有绿色金融各类专项统计标准与制度,编制绿色金融概览与资金流量表,是解决目前绿色金融总量统计缺失的有效途径。研究有助于完善绿色金融总量统计理论,为建立绿色金融综合统计制度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