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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债务的溢出效应:基于房地产企业杠杆率的视角
吴义东;赵金萍;王先柱;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房地产风险是系统性风险的重点防范领域,稳妥有序化解上述两大领域风险是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根基的关键环节。基于全口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运用企业层面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债务对房地产上市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债务是否导致房地产企业的杠杆高企取决于地区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时,地方政府债务将会引致房地产企业杠杆率上升,尤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政压力较大、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以及对于内部融资充裕且应付账款周转率较慢的房地产上市企业而言,地方政府债务对房地产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更为明显。拓展性分析表明,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土地规模价格效应和信贷约束缓释效应将债务压力传导至房地产企业,推动企业短期杠杆上升和库存囤积。当房地产信贷调控缩紧后,地方政府债务向房地产部门的风险传染路径被阻断,形成了地方债务的“堰塞湖”现象。因此,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平稳有序弱化地方债务与房地产之间的风险关联,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数字产品统计核算问题研究
张美慧;国美婷;许宪春;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产品类型逐渐丰富,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数字产品统计分类与核算处理方法研究对编制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完善数字经济统计测度体系和准确反映数字产品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首先,梳理“ICT产品-内容与媒体产品-数字产品”的发展历程,结合国民经济核算最新国际标准《国民账户体系2025》,阐述数字产品的定义和分类,梳理数字产品非消耗性、网络效应、快速迭代性和去空间化等特征。其次,总结数字产品统计核算对宏观经济统计指标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监测和企业生产效率与市场适应性提升等带来的重要作用。再次,系统梳理国内外对云计算、数据和数据库、人工智能、免费数字产品和非同质化代币等数字产品的研究进展。将数字产品与中国现行的《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相对应,尝试筛选出与各类数字产品相对应及其应用渗透较广的产品类别,进一步探讨上述数字产品的价值估算方法。最后,总结数字产品统计核算面临的挑战及发展方向,提出完善数字产品统计核算相应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尝试为推进数字产品统计核算工作和完善数字经济统计核算体系提供参考,为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统计理论和方法支撑。
“营业税改增值税”提升政府统计分类精确性研究
许永洪;薛赵琴;姜安;“营改增”改革通过税收驱动企业主辅分离,为观察和改进行业分类统计数据提供了研究契机,有助于进行政策评价和修订政府统计数据。本文采用200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从时间维度形成三个构面,实证分析了“营改增”对行业分类统计数据的影响效应及各省份、行业的差异情况;进一步,对相关历史数据进行探索性调整,以增强其衔接性。研究发现:“营改增”能够通过促进相关行业分类精准化,对前期试点行业的分类数据产生显著影响,对后期其他行业影响较小。异质性研究表明,“营改增”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影响最为显著。对历史数据调整后发现,校正后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数均高于现有统计数据。校正后,相关行业数据在改革前后的可比性增强,数据质量得到提升。本研究关注并检验了“营改增”对行业分类统计数据的影响效应,同时验证了“营改增”改革有助于缓解相关服务业历史数据低估问题。这一发现有望进一步提升中国统计数据精确性,为国家统计局修订经济统计数据提供参考。
新型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马微;惠宁;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全面重塑生产关系、释放数字生产力的关键力量,能够为中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注入强大动力。采用2003—2023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测算城市层面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新型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表明:新型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且信息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和融合基础设施三类新型基础设施均具有明显的赋能效果。机制分析表明,新型基础设施通过深化劳动分工、优化劳动力供给和提升劳动力福祉等劳动力转移渠道,赋能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型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在数字治理效能较强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位于两端的城市中更为明显。空间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在空间上的内生交互效应客观存在,且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中新型基础设施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也得到了证实。因此,在加大各类新型基础设投资力度的同时,探索差异化的新基建发展战略,打通劳动力转移传导渠道,并最大限度发挥新型基础设施的空间正外部效应,才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所在。
生产网络视角下行业尾部风险传导的动态经济冲击效应研究
任俊帆;崔严心;陈涛峰;许祥云;首先在生产网络模型中引入行业尾部风险因子,解构出行业尾部风险在生产网络中扩散进而冲击经济的技术扭曲网络效应与配置扭曲网络效应;其次基于ICIO数据库中中国1998 2020年44个行业的细分数据,综合运用PVAR、TVP-SV-VAR模型,重点考察了技术扭曲网络效应与配置扭曲网络对行业增加值变动的差异化动态冲击;最后从行业层面解答了生产网络视角下行业尾部风险传导的动态经济冲击效应。研究表明:双重扭曲网络效应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中配置扭曲网络效应的负向冲击更猛烈;增强行业内部的中间品替代弹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双重扭曲网络效应对行业增加值变动的负面冲击;极端尾部事件放大了双重扭曲网络效应的影响,单个行业的技术效率损耗与要素配置偏差通过投入产出关联的乘数效应,引致产业链层级增加值的持续性衰减。因此,关注生产网络对局部风险的传导、扩散作用,围绕风险预警、增强供应链弹性、优化资源合理配置、提高技术水平等方面展开工作,以此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安全构建。
新质生产力生态环境的时空演化与发展障碍研究
徐浩;冯涛;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是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优化新质生产力发育的生态环境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前提。首先,立足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从创新价值链视角解析新质生产力发育的生态环境要素,然后从组织竞争、要素投入、开发产出、市场环境、政策激励等5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接着以中国30个省份2013 2022年数据为样本,采用熵权法、空间莫兰指数和障碍度模型分析新质生产力生态环境的时空演化与发展障碍。结果表明:中国新质生产力生态环境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东部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东北部逐年下滑;2022年广东、江苏、浙江排名前三,青海年均增长率为4.496%,发展最快;八大经济区差异显著,呈现相对趋同、绝对趋异发展态势,大西北经济区优化最快;南方显著优于北方,南北呈现相对和绝对双趋异发展态势;各省份新质生产力生态环境存在显著空间集聚性,北京、湖南、江西等省份出现空间集聚特征跃迁。制约新质生产力生态环境优化的主要障碍因素,从2013年的基础设施不足等转向2022年的人才投入不足等因素。人才投入等成为制约东中西部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行政环境等是制约东北地区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区域和省份障碍因素差异显著,需要因地制宜予以突破。基于研究结论,应从优化人才生态、完善政策生态、改善市场生态等方面因地制宜优化生态环境,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企业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溢出与稳就业
胡蕾;巫强;蒋真儿;随着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能否沿着供应链溢出值得深究。采用2009—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供应商数字化转型对客户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商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扩大客户企业劳动雇佣规模。机制分析表明,供应商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改善客户企业的资金状况、扩大客户企业的生产规模与提高客户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三条路径,来增加其劳动雇佣规模。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不同的情境中供应商数字化转型对客户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扩大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当客户企业常规任务强度越高、超额雇员率越高时,该扩大作用会有所减弱,而这种作用在劳动密集型的客户企业中更显著。在供应商与客户企业分属不同行业或不同地区,客户企业为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与高生产率企业的情况下,供应商数字化转型对其劳动雇佣规模的溢出作用更强。若客户企业位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较高地区或东部地区时,这种作用也更为突出。本研究的结论为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及稳定与扩大就业提供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
辛冲冲;罗杨帆;钟舜彬;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市“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理论阐释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推动城市“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的基础上,利用2006—2021年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推动城市“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促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讨论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东部地区、协同程度高的城市、经济状况好的城市,以及互联网水平高的城市的“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第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强化环境规制、增加政府环保支出来促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因此,建议继续加强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程;因地制宜施策,差异化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步伐;增强城市数字化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使其长期高效促进各城市“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联动协同发展。
数据要素驱动企业绿色转型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孙攀峰;卓荣海;田茂再;绿色发展面临经济与环境双赢的挑战,而数据要素成为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的关键契机。因此,选取中国2011—2023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基于微观视角深入探究数据要素能否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并分析其路径。研究发现:数据要素能够有效驱动中国企业绿色转型,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数据要素驱动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政府补贴在数据要素驱动企业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对中西部地区、非重污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绿色转型驱动效果更为显著。以上研究结论为当前如何进一步发挥数据要素乘数作用,有效驱动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的政策与管理启示。
绿色金融统计数据质量与概览编制
史代敏;余澜;史皓铭;绿色金融是可持续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绿色金融发展,以此促进经济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迈进,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在绿色金融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已先后开展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以及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产品的专项统计实践,但在绿色金融统计分类、统计框架与统计核算等方面,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特别是绿色金融统计标准、统计制度较为分散,统计数据还不完备、数据质量不够高,缺少能够全面监测绿色金融发展状况的统计制度。编制绿色金融概览可有效呈现绿色金融总量与结构方面的基础数据,有助于全面系统地监测绿色金融活动,分析研判绿色金融发展状况。以编制绿色金融概览为目标,按照绿色金融统计监测的逻辑,对绿色金融统计分类、数据基础、概览与资金流量表编制难点等问题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当前绿色金融统计标准与制度中对绿色活动的分类主要按照产业层次来划分,满足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公众等多个主体对绿色金融数据的多元需求,需要从绿色金融活动的绿色程度和绿色效果等多角度对绿色金融进行分类,开展多层次的绿色金融总量统计。开展绿色金融总量核算,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拓展绿色金融统计范围,优化提升绿色金融数据结构与质量,有序构建多维度绿色金融数据库,建立绿色金融质量监管体系。整合现有绿色金融各类专项统计标准与制度,编制绿色金融概览与资金流量表,是解决目前绿色金融总量统计缺失的有效途径。研究有助于完善绿色金融总量统计理论,为建立绿色金融综合统计制度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