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胥;王鹏帆;毛中根;
中国既是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在此基础上实现供需结构高水平动态平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通过理论模型阐释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机制，并基于2000—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消费升级不仅促进产业结构整体升级，还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经过工具变量法和系统GMM检验，结论仍然稳健。这种促进作用主要由需求牵引效应实现，也通过引致技术创新和培育人力资本等机制发挥正向推动作用；但消费升级也会抑制投资需求，并对资本密集的制造业部门产生负向影响，总体上正向促进作用占主导地位。在建设强大国内消费市场的同时，也要引导投资流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部门，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发达省份以及东部地区消费升级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消费结构变动和消费规模扩大均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因素。经过测算，目前中国居民消费率仍低于大国最优水平，降低居民消费偏离程度，能进一步发挥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研究结论为实现需求引导下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上的支持，也为增强消费基础性作用提供了决策参考。
2023年11期 v.38;No.278 17-3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52K] [下载次数：271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65 ] |[阅读次数：1 ] - 叶胥;王鹏帆;毛中根;
中国既是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在此基础上实现供需结构高水平动态平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通过理论模型阐释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机制，并基于2000—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消费升级不仅促进产业结构整体升级，还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经过工具变量法和系统GMM检验，结论仍然稳健。这种促进作用主要由需求牵引效应实现，也通过引致技术创新和培育人力资本等机制发挥正向推动作用；但消费升级也会抑制投资需求，并对资本密集的制造业部门产生负向影响，总体上正向促进作用占主导地位。在建设强大国内消费市场的同时，也要引导投资流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部门，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发达省份以及东部地区消费升级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消费结构变动和消费规模扩大均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因素。经过测算，目前中国居民消费率仍低于大国最优水平，降低居民消费偏离程度，能进一步发挥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研究结论为实现需求引导下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上的支持，也为增强消费基础性作用提供了决策参考。
2023年11期 v.38;No.278 17-3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52K] [下载次数：271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65 ] |[阅读次数：1 ] - 台德进;蔡荣;
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要素资源布局和扩大市场规模能够为经济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提供新动能，从而化解新时代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基于200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使用熵权法对数字经济、效率和公平进行综合测度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效率与公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效率，二者呈线性关系，而数字经济与公平则呈倒U型关系，这种关系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尤为明显，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市场规模扩大是数字经济影响效率与公平的两条重要路径。当构建模型把效率与公平联合起来加以考虑时，发现数字经济整体上提升了效率与公平的联合效应，但在后期发展阶段数字经济更加侧重于效率提升，从而引致效率与公平相对差距愈发明显，作为市场缺陷的弥补者和纠正者，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对于缩小效率与公平相对差距具有积极成效。因此，应围绕以数字经济提升再造和政府调控手段高效多样的经济社会体系，逐步实现效率与公平“珠联璧合”的发展模式。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数字经济对于推动效率与公平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为新发展目标下制定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数字经济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2023年11期 v.38;No.278 32-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69K] [下载次数：160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3 ] |[阅读次数：1 ] - 台德进;蔡荣;
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要素资源布局和扩大市场规模能够为经济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提供新动能，从而化解新时代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基于200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使用熵权法对数字经济、效率和公平进行综合测度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效率与公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效率，二者呈线性关系，而数字经济与公平则呈倒U型关系，这种关系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尤为明显，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市场规模扩大是数字经济影响效率与公平的两条重要路径。当构建模型把效率与公平联合起来加以考虑时，发现数字经济整体上提升了效率与公平的联合效应，但在后期发展阶段数字经济更加侧重于效率提升，从而引致效率与公平相对差距愈发明显，作为市场缺陷的弥补者和纠正者，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对于缩小效率与公平相对差距具有积极成效。因此，应围绕以数字经济提升再造和政府调控手段高效多样的经济社会体系，逐步实现效率与公平“珠联璧合”的发展模式。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数字经济对于推动效率与公平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为新发展目标下制定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数字经济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2023年11期 v.38;No.278 32-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69K] [下载次数：160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3 ] |[阅读次数：2 ] - 丁煜;陶长琪;
明晰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匹配现状及演进趋势，是实现二者高度耦合协调发展的前提。首先，分别基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构建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发展系统的指标体系，运用熵权—灰色关联—TOPSIS方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其次，运用标准差椭圆和Dagum基尼系数方法揭示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方向性分布及空间差距来源；最后，运用联合核密度以及空间Markov链方法揭示其动态演进。研究发现：从时序特征看，全国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但具有逐年增长趋势。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区位分布较为稳定，整体呈现偏东北—偏西南走势。从区域差异来源看，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总体差异呈增长态势，区域间差异是区域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但三大地区间差异逐年减小，三大地区内部差异逐年增大。传统核密度估计显示，全国整体和西部地区存在极化现象。联合核密度估计表明，在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在短期内呈现“强者愈强”的发展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短期内转移趋势不明显。传统Markov链分析表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部分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可能实现跨越式增长。空间Markov链的分析结果显示，邻地与本地的“低—低”“低—中”集聚模式容易使地区陷入“低质量发展陷阱”;“高—低”集聚模式可能产生虹吸效应，损害本地的耦合协调发展；“高—高”集聚模式容易产生拥挤效应，拉低本地的耦合协调发展度。中度协调发展的邻域则有利于所有类型的本地向更高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转移。
2023年11期 v.38;No.278 47-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45K] [下载次数：219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8 ] |[阅读次数：3 ] - 丁煜;陶长琪;
明晰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匹配现状及演进趋势，是实现二者高度耦合协调发展的前提。首先，分别基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构建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发展系统的指标体系，运用熵权—灰色关联—TOPSIS方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其次，运用标准差椭圆和Dagum基尼系数方法揭示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方向性分布及空间差距来源；最后，运用联合核密度以及空间Markov链方法揭示其动态演进。研究发现：从时序特征看，全国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但具有逐年增长趋势。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区位分布较为稳定，整体呈现偏东北—偏西南走势。从区域差异来源看，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总体差异呈增长态势，区域间差异是区域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但三大地区间差异逐年减小，三大地区内部差异逐年增大。传统核密度估计显示，全国整体和西部地区存在极化现象。联合核密度估计表明，在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在短期内呈现“强者愈强”的发展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短期内转移趋势不明显。传统Markov链分析表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部分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可能实现跨越式增长。空间Markov链的分析结果显示，邻地与本地的“低—低”“低—中”集聚模式容易使地区陷入“低质量发展陷阱”;“高—低”集聚模式可能产生虹吸效应，损害本地的耦合协调发展；“高—高”集聚模式容易产生拥挤效应，拉低本地的耦合协调发展度。中度协调发展的邻域则有利于所有类型的本地向更高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转移。
2023年11期 v.38;No.278 47-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45K] [下载次数：219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8 ] |[阅读次数：1 ]
- 方芳;张燕飞;王天;
企业数字化为实体经济赋能的同时能否提升资本市场的融资效率，改善IPO长期弱势现象？借助爬虫技术归集招股说明书中的“企业数字化”关键词，构建了企业数字化指标，并从投资者的过度关注和异质信念两个影响机制出发，使用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对注册制实施后的创业板和科创板企业IPO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显著提升了IPO长期表现，具体地，企业数字化通过提升信息传递效率缓解了因IPO抑价导致的过度关注和投资者之间的意见分歧两个途径提高了IPO长期表现。进一步分析表明，民营企业、高管持股比例较高以及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IPO长期表现对数字化更敏感。重点关注了注册制改革后企业数字化对IPO长期表现的影响。
2023年11期 v.38;No.278 62-7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25K] [下载次数：126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4 ] |[阅读次数：1 ] - 方芳;张燕飞;王天;
企业数字化为实体经济赋能的同时能否提升资本市场的融资效率，改善IPO长期弱势现象？借助爬虫技术归集招股说明书中的“企业数字化”关键词，构建了企业数字化指标，并从投资者的过度关注和异质信念两个影响机制出发，使用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对注册制实施后的创业板和科创板企业IPO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显著提升了IPO长期表现，具体地，企业数字化通过提升信息传递效率缓解了因IPO抑价导致的过度关注和投资者之间的意见分歧两个途径提高了IPO长期表现。进一步分析表明，民营企业、高管持股比例较高以及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IPO长期表现对数字化更敏感。重点关注了注册制改革后企业数字化对IPO长期表现的影响。
2023年11期 v.38;No.278 62-7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25K] [下载次数：126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4 ] |[阅读次数：1 ] - 侯伟凤;田新民;
非金融企业高杠杆和经济增速的下滑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本质上反映了杠杆有效性下降、有效性不足是中国债务的核心问题。抓住杠杆有效性核心，尝试提出相关经济含义，即企业债务资金用于实体投资的程度和负债所形成资产的使用效率，构建债务投资比和资本产出比指标，并对其进行刻画，将其引入企业杠杆与实体经济研究中，构建MSMH(2)-VAR(1)模型探究不同有效性状态下企业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时变动态关联。研究发现：企业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区制转换特征，由企业杠杆率、杠杆有效性和实体经济构成的系统可以划分为“杠杆高效区制”和“杠杆低效区制”两区制。在“杠杆高效区制”内，企业杠杆率的上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能够有效去杠杆，杠杆率与实体经济能够实现良性循环；在“杠杆低效区制”内，企业杠杆率的上升不利于经济增长，杠杆率将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同时影响程度在两区制内具有非对称性；通过构建TVAR模型估计得出，当债务投资比和资本产出比增长率高于0.011 3和0.013 2,即杠杆有效性下降至一定程度时，整个系统将由“杠杆高效区制”转向“杠杆低效区制”,经济金融脆弱性上升，表明提升杠杆有效性对于实现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并化解债务风险具有重要价值。
2023年11期 v.38;No.278 75-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93K] [下载次数：55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9 ] |[阅读次数：1 ] - 侯伟凤;田新民;
非金融企业高杠杆和经济增速的下滑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本质上反映了杠杆有效性下降、有效性不足是中国债务的核心问题。抓住杠杆有效性核心，尝试提出相关经济含义，即企业债务资金用于实体投资的程度和负债所形成资产的使用效率，构建债务投资比和资本产出比指标，并对其进行刻画，将其引入企业杠杆与实体经济研究中，构建MSMH(2)-VAR(1)模型探究不同有效性状态下企业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时变动态关联。研究发现：企业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区制转换特征，由企业杠杆率、杠杆有效性和实体经济构成的系统可以划分为“杠杆高效区制”和“杠杆低效区制”两区制。在“杠杆高效区制”内，企业杠杆率的上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能够有效去杠杆，杠杆率与实体经济能够实现良性循环；在“杠杆低效区制”内，企业杠杆率的上升不利于经济增长，杠杆率将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同时影响程度在两区制内具有非对称性；通过构建TVAR模型估计得出，当债务投资比和资本产出比增长率高于0.011 3和0.013 2,即杠杆有效性下降至一定程度时，整个系统将由“杠杆高效区制”转向“杠杆低效区制”,经济金融脆弱性上升，表明提升杠杆有效性对于实现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并化解债务风险具有重要价值。
2023年11期 v.38;No.278 75-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93K] [下载次数：55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9 ] |[阅读次数：1 ] - 金菲;粟芳;
近年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明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虽然是典型的不可保宏观风险，但背景风险会影响人们的投保行为。考虑到导致保费变化的因素是复杂的，保费变动也是动态且非完全线性，使用2006年1月至2021年9月的月度数据，运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NARDL)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不同收入地区保险市场发展的非对称影响，区分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进行深入分析，并探究地区收入差异在EPU影响保险市场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EPU对不同收入地区保险市场的影响具有非对称和非线性的特征，长期影响与短期影响也不一致。整体上，EPU对保险密度和财险密度有长期的正向影响，但对人身险密度有长期的负向影响；EPU和收入对保险密度的影响有动态调整，由短期波动大、不稳定逐渐在长期趋于稳定；随着收入增加，EPU对保险密度的影响力度增强，但收入对保险密度的影响力度减弱；相比低收入和高收入地区，EPU和收入对中收入地区的影响更明显。监管部门应意识到EPU的重要影响，在推动不同收入地区保险市场发展时考虑EPU对保险密度的非线性和非对称影响。
2023年11期 v.38;No.278 90-10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13K] [下载次数：91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6 ] |[阅读次数：1 ] - 金菲;粟芳;
近年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明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虽然是典型的不可保宏观风险，但背景风险会影响人们的投保行为。考虑到导致保费变化的因素是复杂的，保费变动也是动态且非完全线性，使用2006年1月至2021年9月的月度数据，运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NARDL)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不同收入地区保险市场发展的非对称影响，区分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进行深入分析，并探究地区收入差异在EPU影响保险市场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EPU对不同收入地区保险市场的影响具有非对称和非线性的特征，长期影响与短期影响也不一致。整体上，EPU对保险密度和财险密度有长期的正向影响，但对人身险密度有长期的负向影响；EPU和收入对保险密度的影响有动态调整，由短期波动大、不稳定逐渐在长期趋于稳定；随着收入增加，EPU对保险密度的影响力度增强，但收入对保险密度的影响力度减弱；相比低收入和高收入地区，EPU和收入对中收入地区的影响更明显。监管部门应意识到EPU的重要影响，在推动不同收入地区保险市场发展时考虑EPU对保险密度的非线性和非对称影响。
2023年11期 v.38;No.278 90-10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13K] [下载次数：91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6 ] |[阅读次数：1 ]